前段時間，備受全國人民關注的2021年兩會已圓滿落下了帷幕。回顧兩會期間，代表委員們為經濟建設、民生發展等方方面面建言獻策。但對于直銷人來說，他們渴望聽到的聲音卻沒有在今年兩會中出現——沒有兩會代表直接為直銷發聲。

　　“失聲”的兩會代表

　　回顧近五年的兩會情況，可見與直銷直接相關的提案議案主要還是圍繞《直銷法》的制定、兩個條例的修改以及直銷監管等方面。

　　2015~2020與直銷直接相關的兩會提案議案

　　事實上，直銷行業中不乏擔任兩會代表的企業高管，但為何其中直接為直銷發聲者寥寥，尤其近兩年，甚至到了“失聲”的境地？是什么讓他們在為直銷發聲這件事上缺位了？

　　一是行業缺少全國性的公共溝通平臺，且沒有形成規范的行業協會體系，無法起到動員和組織的作用。對于一個行業來說，行業協會可以代表本行業迅速地把利益訴求和權利主張傳遞到政府決策過程之中，同時也能把政府決策過程中的信息反饋給會員企業，從而架起國家與企業的溝通橋梁，在企業與政府間建立起一種長久可靠的信任機制。根據全國社會組織信用信息公示平臺上的數據，目前全國共有4個直銷相關的狀態正常的社會組織，其中2個行業協會，分別是湖南省直銷及門店銷售協會、廣東省直銷企業協會。

　　全國直銷相關社會組織

　　*截至2021年3月24日，經查詢，上述組織狀態皆為正常。

　　雖然地方性行業協會容易具體深入到地方企業，利于開展調研、統計、分析等工作，在幫助會員企業擴大交流、溝通上都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國地方性直銷行業協會的數量仍較少，覆蓋面小，這就導致協會很難提供充分的信息服務，形成聯動。而且，地方性行業協會只作用于該片區域，從引導行業自律、推動行業形象建設等來看，遠遠還不能代替一個全國性的行業協會所能夠發揮的作用。

　　全國性行業協會能更加便利與國家級部門對話，基于對本國行業國內外發展情況的基礎調查，向政府提出建議，協助政府制定和實施全國性的行業發展規劃、產業政策、行政法規和有關法律。

　　由于我國沒有一個完整規范的直銷行業協會體系，沒有全國性的行業平臺動員組織企業中的兩會代表去為行業發聲，所以他們在反映行業訴求、為直銷發聲這件事上缺位了。

　　二是直銷行業本身固有的封閉性。一方面，企業與企業之間是封閉的。中國的直銷企業中，有1/3是外資企業，2/3是內資企業。盡管近年來內資企業已經成為直銷領域中的主力軍，但外資企業依然占據重要的地位，派系不同，門戶之見，讓企業之間沒有形成抱團，只局限于各掃門前雪。所以情況往往是一些企業被曝負面時，其他企業則處于集體失聲的狀態，沒有給大眾以行業信心。

　　另一方面，企業與社會之間是封閉的。就初期的經營模式來看，直銷企業招募的是經過批準登記和培訓的直銷員，采取的是向消費者面對面直接推銷的經營模式，具有推銷場合封閉性、推銷過程隱蔽性等特點。與此同時，業內少有企業積極主動地去通過媒體樹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企業信譽，與媒體的交流少。這就導致社會對直銷的了解少之又少。

　　隨著科技的進步，信息透明化、信息爆炸時代已經到來。因為大眾自始至終都沒有對直銷有足夠的了解，直銷也一直是以一種“神秘”的方式存在。這就導致了一旦行業有問題被曝光時，社會輿論會迅速往不利的方向一邊倒。此時再呼吁媒體客觀報道，已經控制不住輿論的發酵。權健事件就是例子，據統計，權健事件發生后，有23家拿牌直銷企業和3家直銷公示企業都被曝負面。

　　直銷固有的封閉性，直接或間接給行業貼上了不少負面的標簽，出于這層考慮，直銷中的兩會代表選擇了沉默。

　　三是沒有足夠的內在動力驅使。企業中的兩會代表一般代表著所處企業或行業。一些大的直銷企業，一開始就只是將直銷作為拓展市場業績的一個渠道，如果這個渠道作用不大，他們自然而然就不會投入過多精力。以某內資直銷企業為例，其2019年總營收將近60億，而直銷業績則不到5000萬，占比還不到百分之一。

　　還有一些企業，嘗過直銷的甜頭，但經過近兩年業內的慘淡，也逐漸對直銷心灰意冷，從而加速轉型，轉換賽道。所以，沒有足夠的內在動力驅使這些兩會代表為行業發聲。

　　四是行業生態沒有給到安全感。這其中主要還是因為《禁止傳銷條例》沒有與時俱進地修改。就目前來說，直銷行業所處的外部監管環境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直銷與傳銷的界定問題，法學界與商業界仍存在不同的認識，特別是經營模式或者商業模式創新沒有很好地厘清。這就很難避免一些地方部門將“傳銷”變成他們實施趨利執法的“工具”，一知半解便全盤否定。

　　這也是為什么權健事件發生后，直銷市場一度處于“不敢動”的狀態，槍打出頭鳥，企業生怕被媒體及有關部門盯上。行業生態沒有給到他們足夠的安全感，人人自危。

　　《條例》不改，兩億人飯碗不保！

　　2005年頒布實施的《禁止傳銷條例》，主要以入門費、拉人頭、多層計酬這三個特征來界定傳銷。自此，相關部門一直將其作為執法依據。這或許在十多年前是適用的，但在互聯網經濟興起、社交電商等新業態蓬勃發展的今天，條例中的一些條款已經在市場實踐中不適用。

　　就拿多層計酬這個問題來說，事實上，從直銷合法經營，微商和社交電商誕生開始，由于或多或少應用到了多層計酬，關于他們涉傳的質疑聲就一直沒有斷過，不少平臺也多次被市場監管部門“開出罰單”。不過，這被罰的依據大多僅限于“涉嫌傳銷”，暫未出現直接將其定義為傳銷的。既然沒有一棍子打死，那證明這些與真正的傳銷還是有界定的余地的，而不是涇渭分明。

　　如果《禁止傳銷條例》不結合當下實際修改，對傳銷進行重新界定的話，受影響的將不再僅僅是直銷行業，一些新生行業都會活在“傳銷”的陰影之下，甚至兩億人口的飯碗將不保！

　　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閉幕后，李克強總理在出席記者會時提到，現在中國的靈活就業正在興起，已經涉及到兩億多人，要廣開靈活就業的渠道。直銷、微商、社交電商等作為個人靈活就業的方式，在解決社會就業壓力方面發揮著重要的積極作用，是承載富余勞動力的“蓄水池”。

　　但是，《禁止傳銷條例》不修改，無法給這些能容納巨大勞動人口的業態一個有活力的規范的行業生態環境，它們就仍將繼續游走于法律邊緣。只堵不疏，總有一天會決堤。屆時，這兩億多的靈活就業人口又將流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