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帶貨到底是廣告代言還是銷售，這類定義不討論了，只要提供新規中涉及的平臺服務，就得按平臺經營者履行義務?！?/span>

　　“3·15”當晚，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制定的《網絡交易監督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正式發布。

　　這份電商領域的重要規范性文件，曾于2020年10月20日第二次公開征求意見?！掇k法》細化了《電子商務法》相關條款的規定，捕捉到了當前電商經濟中存在的現象及痛點，并加以回應。

　　相較于征求意見稿，新規的亮點之一，是對當前不斷涌現、快速壯大的“社交電商”“直播帶貨”等電商新業態新模式中，相關主體的法律屬性進行明確，全面納入監管。

　　同時，新規對電商法在執法層面上的相關問題進行了明確，界定“零星小額交易”、點明“二選一”的不正當手段。在保護消費者權益上，借鑒《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和《反不當競爭法》等強化對虛構交易、虛構流量的規制，加強個人信息安全保護。

　　明確社交電商、直播帶貨經營者定位

　　當前，各種電子商務的業態呈現出融合狀態，對于電商平臺的定性此前還尚有模糊地帶。

　　相較征求意見稿，《辦法》對當前“社交電商”“直播帶貨”等網絡交易活動中的經營者定位作出了明確規定，明確了各參與方的責任義務，落實網絡交易新業態監管問題。

　　《辦法》將當前新業態中最典型的平臺性服務，明確歸納為“提供網絡經營場所、商品瀏覽、訂單生成、在線支付”。

　　“這實際上是將電子商務的新業態，納入到網絡交易監管的范圍之中，不遺漏在法律之外?！北本┐髮W法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電子商務法研究中心主任薛軍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新規使得當前直播電商、社交電商、小程序電商等都有了法律上的規范依據，有利于網絡交易監管執法。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主任朱巍同樣表示，明確社交電商、直播帶貨經營者定位是新規最大亮點。

　　“直播帶貨到底是廣告代言還是銷售，這類定義不討論了，只要提供新規中涉及的平臺服務，就得按平臺經營者履行義務?！敝煳≌f，同樣，直播帶貨的主播，就得按平臺內經營者算。

　　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這類業態在參與主體、經營架構、交易流程乃至信息傳播方式等方面產生了諸多新的監管難題。

　　“從頂層設計而言，新規仍未對‘電子商務平臺’進行明確定義，以及外界非常關注的平臺責任方面未進一步細化。例如，平臺對于交易活動的事前、事中、事后監管，在什么情況下，可能要承擔連帶或相關責任。”浙江墾丁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麻策則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這仍是當前電商領域的一大痛點，需要進一步的立法或者司法進行明確。

　　界定“零星小額交易”

　　依據法律，網絡交易經營者不得從事無證無照經營?！峨娮由虅辗ā芬幎恕傲阈切☆~交易”免于辦理市場主體登記，但并未明確零星小額的含義和范圍。

　　征求意見稿為“零星小額”給出具體界定：年交易不超過52次且年交易額不超過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上年度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同一經營者在同一平臺或者不同平臺開設多家網店的，各網店年交易次數、年交易額合并計算。簡言之，判定框架為“明確統一的交易次數+地區差異化交易金額”。

　　《辦法》則明確零星小額交易的判定標準為“年交易額累計不超過10萬元”。

　　為什么確定為這一標準？10萬元是否科學？薛軍分析，零星小額交易的判定標準其實基于多種考量。例如，需要保證對線上與線下經營活動規制強度的一致性、相關標準會否造成辦理登記的門檻太低，以至于與實際管理目的不匹配等。

　　“在當前商事制度改革的宏觀背景下，辦理市場主體登記進一步便利化、在線化，不會給相應的主體造成額外負擔，登記不再是一個變相的準入門檻。”薛軍表示，考慮到這樣的背景，對零星小額交易做出的數額界定，具有一定合理性。

　　麻策認為，新規執行性強，對《電子商務法》中一些模糊定義進行了明確，便于各方理解。界定零星小額交易的判定標準，核心便在于統一全國各地執法標準，更利于監管的落地。

　　對于年交易額累計不超過10萬元這一數額，朱巍表達了不同的看法。

　　“如果售出價值較高的產品，這一數額很快就能達到，如果價格低的話，則可能長時間也達不到。按照累計交易額計算，有人可能會將之變為經營性的行為。”朱巍擔心，二手平臺上出售電腦等高價產品，可能很快達到10萬，但一些出售價低、持續性比較長、更頻繁的交易者，反倒不用登記。

　　點明“二選一”的不正當手段

　　近年來，網絡交易領域屢次發生的“二選一”問題備受關注，政府也進行了相應監管。

　　2020年11月6日，市場監管總局、中央網信辦、稅務總局三部門聯合召開規范線上經濟秩序行政指導會，指出在“雙11”促銷期間，強迫商家“二選一”等競爭失序問題突出，擾亂線上市場秩序。2020年12月24日，阿里巴巴實施“二選一”等涉嫌壟斷行為被立案調查。

　　因強迫商家“二選一”，市場監管總局2月8日宣布對唯品會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罰金為300萬元。

　　市場監管總局網監司負責人就《辦法》答記者問時表示：“從實踐情況來看，平臺實施的限制行為隱蔽性強，給監管執法增加了難度?！?/span>

　　為此，《辦法》規定了平臺不得通過搜索降權、下架商品、限制經營、屏蔽店鋪、提高服務收費等方式，禁止或者限制平臺內經營者自主選擇在多個平臺開展經營活動，或者利用不正當手段限制其僅在特定平臺開展經營活動，以及其他干涉平臺內經營者自主經營的行為。

　　薛軍表示，《辦法》對“二選一”的規定，主要是對《電子商務法》第35條的進一步明確，將目前常見的平臺經營者用來打擊商家、變相迫使其接受獨家交易的不正當手段都點明了。

　　《電子商務法》第35條規定，平臺經營者不得利用服務協議、交易規則以及技術等手段，對平臺內經營者在平臺內的交易、交易價格以及與其他經營者的交易等進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條件，或者向平臺內經營者收取不合理費用。

　　同時，針對個別平臺限制經營者只能使用其限定的自有或者合作方的快遞物流服務的問題，《辦法》規定，禁止或者限制商家自主選擇快遞物流等交易輔助服務提供者。

　　“這同樣是對《電子商務法》的延伸，依據第20條，消費者可以另行選擇快遞服務，但沒有明確對商家權利進行規定。此次《辦法》對這一點進行了補充，也是告訴平臺，構建自身互聯網生態的同時，不能將責任推給商家承擔?！敝煳≌f，新規關于“二選一”的規定，也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壟斷法》《反不當競爭法》的延伸。

　　強化消費者權益保護

　　《辦法》在個人信息保護、反不正當競爭和完善執法等方面，加強了對消費者的保護。

　　與征求意見稿一樣，新規提到網絡交易經營者在收集、使用消費者的信息時，應當逐項取得消費者同意。

　　關于消費者的敏感信息，征求意見稿中將其歸納為“生物識別信息、健康信息、財產信息、社交信息”，《辦法》則細化為“個人生物特征、醫療健康、金融賬戶、個人行蹤”。

　　這一概念的完善，順應了近年來國家的法律法規對個人信息使用者權力行使界限的細化。2020年10月21日發布的《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中指出，敏感個人信息包括種族、民族、宗教信仰、個人生物特征、醫療健康、金融賬戶、個人行蹤等信息。

　　近年來，國家加大對于反不正當競爭的監管。2020年12月18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明確提出“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1月9日舉行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也指出要“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司法”。

　　當前的不正當競爭亂象中，直播帶貨涉及的虛假宣傳、夸大流量、商品質量良莠不齊等成為典型?！掇k法》援引了《反不正當競爭法》，將其作為判定網絡交易經營者是否損害消費者權益的依據。針對虛構交易、誤導性展示評價、虛構流量數據等新型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了明確規制，禁止各類網絡消費侵權。

　　《辦法》也通過對網絡直播的再規范，保障了對消費者的維權途徑。此前，《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要求，直播服務提供者應當記錄互聯網直播服務使用者發布內容和日志信息，保存60日。

　　對于直播視頻保存時間，《辦法》進一步加強了監管，規定自直播結束之日起應該不少于三年，為消費者提供了維權與追責的證據。

　　為更好保護消費者，新規完善了監管的相關條款?！靶乱帉τ诒O管部門的執法手段、執法能力方面提供了強有力支持，比如可以在線取證、平臺要協助進行監測，相關資料可以作為辦案的證據等?！毖娬J為這也是《辦法》的一大亮點。

　　新規要求，市監部門對網絡交易違法行為的技術監測記錄資料，可以作為實施行政處罰或者采取行政措施的電子數據證據；市監部門開展監督檢查、案件調查、事故處置、缺陷消費品召回、消費爭議處理等執法時，可以要求平臺提供有關的平臺內經營者身份信息，商品或者服務信息，支付記錄、物流快遞、退換貨以及售后等交易信息。平臺應當提供，并在技術方面積極配合市場監督管理部門開展網絡交易違法行為監測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