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巴后，張胥(化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機給家人和朋友發短信報平安。此前一周在南寧的“受訓”讓他至今心有余悸。

　　用7萬賺380萬的“捷徑”

　　今年40出頭的張胥是湖南邵陽的企業家。2011年3月初，他接好友電話，讓他來廣西南寧看看。“沒說什么具體事，就說在賓館開了房，要我去休息一陣，順便還有點工程做。”

　　來電的李某也是湖南一企業家，與張胥常有生意往來。正在湖南永州搞一項目的張胥，簡單向家人交待后就來到南寧。然而，說好的“南寧休閑游”卻變成了“連鎖經營業模式”訓練課，朋友李某及隨后認識的若干講師迅速地開始對張胥“洗腦”，內容從五級三階制的階梯遞增，到一次性投資、返還制、終身制、幾何倍增原理等操作流程。授課人員還用預算的方式麻利地推演出，不超過7萬元的投資如何賺380萬元的捷徑。

　　對方聲稱，這項純資本的運作是引進國外先進模式，由國家在兩廣試點后將推廣到各地，沒有政策風險。被游說得有些暈頭轉向的張胥開始同意投資5萬多元，但對方不僅催促其增資到69800元，還反復勸說張將“好機會”帶給其他朋友。這讓張胥開始警覺。他在給邵陽朋友打電話短暫游說表演后，用短信告知了真情；并讓朋友打來電話，聲稱地方領導來企業視察需要回鄉準備。之后，他借機脫身。“我在那里看到還有很多湖南人在受訓，不少是退休人士，還有老干部。”張胥說。

　　“連鎖經營”和“五級三階制”

　　就在張胥離開南寧后不久，一個以政府許可“修地鐵、做工程”為名的大型傳銷案件在長沙告破，79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被擒，摧毀傳銷窩點351個，涉案金額約1.5億元。

　　這一震驚一時的大案是群眾舉報偵破的。2010年11月13日，一位湖北家長向長沙市公安局“局長信箱”發送電子郵件，反映其中專剛畢業的女兒被騙入傳銷組織。此后，長沙市公安局經偵支隊調查發現該案的背后隱藏著一個龐大的非法傳銷組織。該組織以浙江臺州人為骨干，流竄到長沙岳麓區黃鶴小區等地，陸續騙來河南、湖北、廣東、福建、安徽、浙江、陜西、江蘇等多個省份的傳銷人員，最多時傳銷人員可達2000余人。

　　長沙市公安局副局長張慧說，警方發現該傳銷團伙中一犯罪嫌疑人、浙江臺州人傅利杰的賬戶在短短3個月內，有1600余萬元的資金入賬，且該賬戶累計有1500余萬元的取現和500余萬元的轉賬，遵循每周一次的資金流入、流出規律，符合傳統“拉人頭”式傳銷組織“按周結算、分配利潤”的特點。循此線索，民警追蹤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行蹤，進一步確認該傳銷團伙中身份為“總監”級以上的80余名高層骨干成員，掌握了這些成員“單個行動、單獨居住、單線聯系、多處住所”的特點。

　　3月26日凌晨，湖南省、長沙市兩級公安機關成立的“11·13”專案指揮部下令收網，26個抓捕小組同時行動，抓獲包括盧軍岳、傅利杰等犯罪嫌疑人79名，刑拘36人，繳獲用于轉賬的銀行卡157張以及傳銷違法活動的大量證據，暫扣涉案車輛10臺。

　　警方查明，“11·13”案團伙均假借“集資款項為政府工程建設所需”之名搞所謂連鎖經營。他們謊稱參與者所繳納費用，除了管理提成外，都將投入到地鐵經營和政府其他工程建設項目中，以此誘人上當。他們從新加入者繳納的高額入會費中進行利益分配，其組織結構是“五級三階制”：即分為業務員、主任、經理、高級經理和總監以上五個等級。其級別晉升制度是：“新人”加入時按人民幣3800元/份的申購標準交費，可一次申購多份或發展新人進行累計份數，從而獲得相應傳銷身份。達到2份申購的為“實習業務員”；達到9份申購的為“組長”；達到21份申購的為“主任”；達到65份申購的為“經理”；650份以上申購的為“高級經理”。如果一次性交69800元，即可獲得“主任”位置，直接提成1.9萬元。從目前對傳銷團伙中身份為“總裁”級別的犯罪嫌疑人傅利杰使用的賬戶的調查情況來看，僅從2010年12月15日至2011年3月9日，流轉的涉案金額就高達2000多萬元人民幣。

　　“為了騙人加盟，他們甚至將為數百上千傳銷會員發放的通信集團卡都謊稱政府的福利支持。因為集團卡內部通話不用錢，在他們的搖唇鼓舌之下，不少人信以為真，認為公司背后有政府背景。”長沙公安局經偵支隊一負責人介紹說。

　　他們專門有人研究國家法律

　　據了解，“11·13”案告破之前，3月6日長沙縣也破獲了一起傳銷大案。星沙泉塘社區的未來蜂巢小區內，一批福建、浙江、湖北等地人員，以政府招商做生意等為幌子，欺騙親友聚集到長沙縣進行傳銷活動。

　　當地打擊傳銷(聯席會議)辦公室(下稱打傳辦)的有關人士稱，對小區的134個傳銷窩點進行突擊打擊時發現，傳銷人員多是2～5個家庭成員或者親戚租住在一起，日常不做什么工作，有的小孩已經在本地幼兒園、小學、中學上學。該傳銷組織活動非常隱蔽，現場除了少量的培訓資料外，無任何產品，是純粹的“拉人頭”形式，實行嚴密的等級制度和保密制度，屬于典型的傳銷行為。

　　這幾次打擊傳銷的成功并未讓當地主管部門感到輕松。長沙縣打傳辦周主任表示，星沙(長沙縣城所在地)最早出現傳銷人員，應該在1996年左右。“1998年，國家明令禁止傳銷，我們進行了幾次大的打擊行動，很多不法分子落網了。”

　　然而近兩年，星沙大范圍的傳銷活動開始有抬頭之勢，去年下半年，長沙縣打傳辦舉報處接到的投訴電話增至70余起，相比之前的數額，讓他們感到吃驚。“這些人的手法很多，有專門的人研究國家法律，對抗能力增強，隊伍慢慢壯大。”周主任說。

　　福建龍巖人許先生說，對于政府的處置方式，傳銷組織多有預料和準備。今年春節過后，他接到堂兄的電話說長沙有事做，便趕到長沙。沒想到堂兄直接將他帶到長沙縣泉塘社區住所，說服許先生加入他所在的“公司”，從事一種所謂連鎖經營、純資本運作的職業，不購買任何貨物，只要上交69800元，發展兩個下線便可做到“經理”，月收入上萬元。許先生的堂兄已貸款交了這筆錢，還將老婆叫來，準備賣車再交69800元。

　　當許先生設法擺脫糾纏并帶來執法人員查處時，原先熱情高昂的20多名傳銷人員都處之泰然，統一口徑說自己是合法的生意人，在當地販賣茶葉為生。一些傳銷的文書類證據也都藏匿不見。

　　此次查處行動后不久，長沙縣再次組織多部門對未來蜂巢小區進行集中打擊，在現場查獲的“工作筆記本”上，其管理制度清晰可見：為了防止團伙暴露，傳銷團伙有嚴格的作息制度及紀律規范，“不準晚歸、不準酗酒、不準打架”。并且明確標明：軍人、公務員、本地人一概不許加入。其作息時間從周一到周日安排得“井井有條”，一天分為四個時段進行傳銷活動，每個時段一小時，每個時段的具體安排都有詳細記錄。

　　復雜的傳銷變種

　　2011年3月，湖南省召開專門打擊傳銷工作會議，與會的劉力偉副省長要求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要深刻認識當前打擊傳銷面臨的嚴峻形勢，堅決遏制傳銷活動蔓延的勢頭。

　　公開資料表明，2010年，湖南省共出動執法人員3萬多人次，搗毀傳銷窩點1700個，抓獲傳銷骨干895人，勸返遣散傳銷人員17100多人次，公安機關刑事拘留836人，法院判決249人，嚴厲查處了一批性質嚴重、規模較大的傳銷組織。

　　然而，面對當前非法傳銷活動日趨隱蔽，流動性越來越大的變化，打擊傳銷的形勢依然不容樂觀。尤其是資本運作名義下的網絡傳銷，更成為監管的重心。

　　2010年的“德資本”案即在這一背景下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有市民反映在長沙有專業人士推銷一種可以“日賺上萬美金”的股票，只需加入“德資本”的公司，就能保證收益。于是上百位市民急切入會。

　　記者調查發現，經常在咖啡廳授課的“德資本”公司號稱是境外風險投資公司。授課人員稱該公司收購了澳洲的“富田國際”。現在開始向市民發售這家公司的股票，入會的市民可以通過炒作這個股票實現盈利。同時，加盟入會的費用從1000美金到10000美金不等。公司人員表示，他們還有另一種盈利方式，就是實行“雙軌制”拉人頭：每拉一名投資者，就能提成，每發展一批投資者，就有培訓獎勵。

　　然而，招募活動搞得聲勢浩大的“德資本”公司在長沙竟沒有任何固定經營場所，都是每天由召集人尋找一處咖啡館，拉人來進行授課。整天不出門，全部靠電話聯系，行蹤非常隱秘。其公司，包括網絡操作平臺都設在境外，國內投資者很難查明信息真偽。而繳納的入會費，沒有任何證明。

　　聞訊對此進行查處的長沙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分局負責人稱，“德資本”這類公司屬于典型的網絡傳銷公司，這樣的公司往往操作一段時間就會消失，參與者的錢財將損失殆盡。

　　類似“德資本”的傳銷尚且有跡可循，一些更新概念、操作更為復雜的涉嫌傳銷行為甚至連法律人士都產生爭議。湖南青年律師辜星說，他有朋友加入了一種所謂“百萬富翁”的游戲。參加者將1萬多元錢通過一種支付程序置入游戲中，每個人只要發展一人即可提取少許獎勵；而一旦其名下發展的下線積累的資金達到100萬元就可以全部提走。巨大誘惑讓許多人罔顧風險。

　　“這個圈子并不公開，參加的都是有錢人，你說它是傳銷，別人說只是游戲而已。”辜星說，這類行為，作法律判斷亦非易事。

　　記者上網搜尋同類實例，居然發現一些傳銷人士公然在網上兜售新型傳銷的理念，呼吁有志于“直銷”“連鎖”的人士，加盟其“網資”營銷。在這些洋洋灑灑數千字的廣告長文中，發起者稱：以往做異地連鎖銷售，常常因為投資太大，很多人一時間做不起來白費幾萬元錢產生怨恨；在異地開展也容易讓人丟掉工作，且來回路費吃住花銷也不小；因此呼吁加盟其“網絡版本的資本運作”，實現“小投入、大回報、高發展空間”的成功夢想。

　　如何遏制傳銷的擴張

　　長沙市公安局副局長張慧告知，不少傳銷活動具有很強隱蔽性，一些組織從以合伙做生意、打工等方式誘騙人上當，發展為利用互聯網來拓展業務，危害社會。為應對傳銷形式的變化，公安部門已經建立了相關的數據庫，以便識別和打擊。“對于外地的，我們通過信息移交的方式來溝通和協助。”他說，此次長沙破獲的“11·13”案件中，就有上級公安部門的信息支持和幫助。

　　據悉，自2001年以來，湖南境內的傳銷活動呈現許多新變化。周邊省、市“拉人頭”式的傳銷網絡逐步蔓延過來；傳銷方式更為隱蔽，組織更加嚴密，欺騙性更強，手段更加惡劣；參與傳銷的群體更加復雜；利用互聯網從事傳銷活動的現象日益突出；個別直銷企業跨地區經營的違法行為已開始出現。這些操作方式的“調整”讓傳銷組織形成了更大的影響力和破壞效果；參與者的文化程度也越來越高，不僅有農民工、下崗工人、城市白領，大中專學生被騙參與傳銷的也日益增多。

　　長沙市工商局局長陳躍文指出，就長沙而言，盡管這幾年打擊力度不減，但個別地方仍然形勢嚴峻。一方面傳銷以一夜暴富為誘餌，對于很多人有極強的誘惑力。另一方面傳銷組織的業態發展、包裝方式日漸更新：過去的老鼠會拉人頭，生活艱苦，數額不大；如今參與人員素質提高，經濟檔次上升，有的組織頭目甚至以寶馬車代步。以前以劣質產品為道具，現在往往虛構產品，操作載體虛擬化網絡化，名目花樣與時俱進。洗腦的方式過去是以情動人，以利益誘人；現在則是通過網絡展示、電子商務模擬、一對一喝茶談心培訓等，重在以利益誘人。此外，地方就業壓力及基層社區對于流動人口管理難度加大，也是“打傳”的難點和壓力所在。

　　他說，近年來長沙加大了打擊傳銷的力度，因為它容易威脅國家的經濟安全。采取的措施中，除了對傳銷行為查處外，對于租房給傳銷人員從事非法活動的，處以5萬～20萬元的罰款；制定全市打擊傳銷工作獎勵制度，對在打擊傳銷工作中舉報有功和工作成績卓著的人員進行獎勵；建立打擊傳銷信息庫，及時將查獲的傳銷組織、傳銷人員名單錄入打擊傳銷信息系統，從而較好地解決了打擊傳銷時“取證難、處理難”的問題。

　　湖南法律界一些人士則向記者表示，從全國各地一些公開信息和他們了解的一些案件來看，打擊傳銷，除了有關部門加大打擊力度外，司法機關在審理組織領導傳銷案件時要從嚴從緊。對于一些嚴重犯罪的頭目不能輕處，不能搞緩刑，放虎歸山。“很多典型案件都轟動一時，但有幾個給予了15年有期徒刑的頂格處罰？一些涉案金額幾百萬元、上千萬元的案件，判決的結果或是緩刑，或是幾個月的拘役。這樣的情況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