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網絡傳銷犯罪不斷蔓延，成為影響社會經濟穩定的一個突出問題，此類犯罪危害大，且傳銷平臺技術公司、傳銷組織已逐漸發展形成產業鏈，呈現出傳銷產業化的特征。網絡傳銷是在大數據背景下由傳統傳銷轉化而來的“互聯網+犯罪”，犯罪分子利用網絡等手段進行犯罪，具有極強的虛擬性、隱蔽性、欺騙性和危害性。司法實踐中，法律對網絡傳銷如何定罪與量刑也沒有作出明確規定，適用規范傳統傳銷的法律規定來打擊網絡傳銷的缺陷日益凸顯。

　　一是網絡傳銷入罪主體范圍較窄。首先，積極參加者未入罪。積極參加者在整個犯罪活動過程中廣泛參與活動推廣，甚至建立專屬聯絡群用于介紹、宣傳引誘新成員，對整個傳銷組織的運作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積極參加者可能發展下線人數與層級達不到“三十人以上且層級在三級以上”的立案標準，但是從實際危害性而言其對傳銷組織的發展與擴大起到重要作用。鑒于中間層級的積極參加者不以傳銷犯罪懲處，只作出一般的行政處罰，無法形成應有威懾，刑法的價值導向功能沒有充分發揮。其次，單位未成為網絡傳銷犯罪主體。在傳統傳銷活動中，公司多是為實施傳銷犯罪而設立，故傳銷的刑法規制對象只以自然人為主，單位則被排除在外。但是，網絡傳銷活動的行為主體范圍有擴大化趨勢，犯罪主體不再拘泥于自然人，單位在傳銷活動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呈現出完全迥異于傳統傳銷的情況。尤其是網絡傳銷中利用電子商務模式的，單位不僅合法設立，合法經營，在后期還推動了傳銷活動的開展。二是網絡傳銷犯罪入罪門檻高。當前，網絡傳銷犯罪的實施不再需要限制人身自由、集體聽課，一條數據線、一臺電腦即可組織、開展和實施網絡傳銷活動，且容易通過技術手段規避入罪。“三層”是對傳銷犯罪組織結構的認定，“三十人”則是對整個活動涉案人數的確定。有一定的層級結構是傳銷活動的主要特征，但是傳銷組織人數的限制極易讓傳銷犯罪分子鉆法律空子，因為網絡傳銷犯罪的前三層完全可以控制在三十人以內，致使網絡傳銷在初期沒有得到控制，當真正達到傳銷罪的立案追訴標準時，此時的網絡傳銷犯罪已擴散至更大范圍，給社會帶來相當惡劣的影響，社會危害性極大。三是法定刑配置滯后。刑法規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犯罪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但司法實踐中，網絡傳銷具備傳統傳銷不具有的特性，難以查明傳銷團伙的架構、人員層級、資金流轉，致使“情節嚴重”難以確定，因而容易出現量刑失衡的現象。網絡傳銷必然侵犯他人財產權，同時也侵害市場經濟秩序這一客體，在同等犯罪數額情況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量刑應重于或者至少不輕于詐騙罪，才能保持刑罰體系的均衡。網絡傳銷犯罪所獲的利益同犯罪成本之間的不協調日益凸顯，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也不能滿足打擊傳銷活動的現實需要。網絡傳銷已經不僅僅侵害了市場經濟秩序和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甚至危害到了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因此，筆者認為應當提高量刑幅度，完善刑罰體系，擴大入罪主體范圍，以便更好地規制網絡傳銷犯罪行為。加大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犯罪懲治力度。刑罰種類和刑罰幅度本應依據犯罪的性質進行合理配置，但司法實踐中對網絡傳銷犯罪的刑罰存在重財產刑輕自由刑情形，這與刑法中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不符，難以實現懲治犯罪的目的。相對于網絡傳銷犯罪所帶來的社會危害性而言，刑法第224條之一所確定的法定刑不夠嚴厲。刑法分則對網絡傳銷犯罪的處罰力度不夠，這也造成網絡傳銷屢禁不止。依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傳銷犯罪的刑罰應與其社會危害性相對應，故可在原先刑罰基礎上適度調整刑罰梯度。對于網絡傳銷犯罪，應當根據其行為方式、犯罪目的、危害后果等明確規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情節嚴重”的具體認定標準，對于情節特別嚴重或者后果特別嚴重的，應當設定更高刑期的法定刑罰。建議將原本的兩個刑罰梯度增加至三個刑罰梯度，即對于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同時也要加大對傳銷人員的罰金處罰力度。此外，網絡傳銷中積極參加者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倘若只將積極參加者予以簡單的行政處罰或教育，對打擊網絡傳銷活動無法起到應有的威懾和教育作用，不利于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對網絡傳銷積極參加者可以規定，參加者明知或理應知道介紹新人加入該活動是主要的收入來源，而積極誘騙他人參與的，將以刑事犯罪懲處。一般參與者盡管對發展下線也起到一定作用，但情節并不嚴重，如果一律追究刑事責任，會不當擴大打擊面。為真正打擊網絡傳銷犯罪，有必要充分追究網絡傳銷犯罪中積極參加者的責任。對網絡傳銷參與者進行區分對待，既能有效打擊情節惡劣的傳銷活動犯罪分子，也能體現刑法謙抑性原則。同時，建議將符合傳銷犯罪特征的單位入罪，可將涉案人數和涉案金額作為對單位科處刑罰的重要數據參考，從而做到罪責刑相適應。

　　需要強調的是，我國網絡傳銷立案追訴標準現階段采用的數量和層級限制方法，已不能完全適應懲治網絡傳銷犯罪的新形勢。筆者認為，立案追訴標準不應單單以層級和人數作為追訴標準，還應將犯罪數額作為參考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