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17年的一場轟轟烈烈的幣圈“造富”運動，讓多少人期望借發幣、炒幣以及傳銷等非法手段實現 “一夜暴富”的夢想，而伴隨著國家金融監管持續的強力整頓，2020年11月26日，由最高法中國裁判文書網披露的一份江蘇省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發布的二審（也是終審）刑事裁定書，為還幻想在幣圈“混跡”的人敲響了警鐘。

　　《華夏時報》記者了解到，當日由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發布的《陳波、丁贊清等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陳滔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二審刑事裁定書》（下稱“刑事裁定書”），近兩萬字的庭審記錄，為外界揭開了這個在幣圈曾經“大名鼎鼎”的Plus Token數字貨幣傳銷項目的誕生與覆滅。

　　其中14名主要團伙成員分別被量刑宣判，被國庫收繳的加密數字貨幣品種則包括比特幣（BTC）31.42萬個，比特現金（BCH）11.75萬個，達世幣（DASH）9.60萬個，狗狗幣（DOGE）110.60億個，萊特幣（LTC）184.77萬個，以太坊（ETH）917.42萬個，柚子幣（EOS）0.51億個，瑞波幣（XRP）9.28億個，涉案金額以當下上述幣種市值計超過42億美元（逾270億人民幣）。

　　“這一起案件應該可以說是自加密數字貨幣在國內出現并交易以來，涉案金額已經達到并超過某些P2P領域大案要案的數字，而且也是一起以區塊鏈之名行數字貨幣詐騙之實的典型案例。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在這一案中，無論是以陳波為首的詐騙團隊以及親友等，還是多達269萬名的平臺注冊會員，以及被波及的其它加密資產市場中的投資者，沒有人從中受益。”

　　11月28日，上海勁力律師事務所律師高永峰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分析指出。

　　Plus Token“覆滅記”

　　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書，以兩萬字的筆墨，將這一新型詐騙項目的來龍去脈講得一清二楚。

　　該項目發展到覆滅的經過則是2018年初，陳波打著區塊鏈的概念策劃了Plus Token開展傳銷活動，并于2018年5月1日正式上線APP，并成立了最高市場推廣團隊——盛世聯盟社區，通過微信群、互聯網、不定期組織會議、演唱會、旅游等方式進行虛假宣傳；

　　2018年8月，陸萬龍加入Plus Token，負責介紹、對接其他區塊鏈領域活動的主辦方、新聞媒介來擴大影響力，Plus Token對外宣稱擁有實際并沒有的“智能狗搬磚”功能，用戶需要繳納價值500美元以上的數字貨幣作為門檻費，才能開啟“智能狗”獲得收益，并且會員間形成上下線層級，有普通會員、大戶、大咖、大神、創世五個等級，有智能搬磚收益、鏈接收益、高管收益等三種收益方式，并以此進行返利；

　　2019年1月，為逃避法律打擊，客服組、撥幣組搬至柬埔寨，并繼續傳銷，在從2018年4月到2019年6月的14個月里，Plus Token注冊會員269萬個，最大層級達3293層。

　　2019年6月27日至28日，陳波被我國公安機關抓獲，而陳滔在明知陳波被抓獲，相關數字貨幣系犯罪所得的情況下，仍然積極與陸姣龍進行合謀，轉移、窩藏比特幣（BTC）1378個、達世幣（DASH）112個、狗狗幣（DOGE）1224萬個、萊特幣（LTC）3334個、比特現金（BCH）397個、柚子幣（EOS）30萬個、以太坊（ETH）2777個。甚至在此后，仍有數字貨幣轉入Plus Token錢包地址。

　　對于Plus Token14個主要成員的傳銷分工，11月26日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書中一一列明。

　　陳波是Plus Token的核心人物，起著發起、策劃、操縱作用；

　　丁贊清是二號人物，非法獲利人民幣615萬余元（其中通過王某甲變現平臺數字貨幣298萬元，另該獲利不包含陳波為其購買保險的費用）及陸地巡洋艦汽車一輛；

　　彭一軒在傳銷組織中承擔協調、宣傳的作用，積極參與盛世聯盟社區，并且發展下線會員69層，共239185個會員賬號，非法獲利至少292.5萬元；

　　谷智江負責盛世聯盟社區的日常管理，發展下線會員35層54165個會員賬號，合計變現200余萬元，其中63萬元購買奔馳轎車一輛；袁園協助陳波管理后臺員工的后勤保障，此外還有財務工作（在撥幣組需要數字貨幣時，使用庫神錢包給撥幣組撥幣）；

　　陸姣龍是后臺工作組組長，協助袁園的工作。在陳波等人被抓后，與劉帥、陳滔等人合謀轉移數字貨幣（案發時價值1.5億余元），工作期間以工資的形式非法獲利9.6萬元；

　　陸萬龍在2018年8月加入后，積極策劃、組織Plus Token全球啟動大會等活動，并利用自身資源在各大媒體發布新聞公開宣傳推廣Plus Token，陳波給陸萬龍共205萬元推廣費用，陸萬龍從中獲利45萬元，案發后陸姣龍將450個比特幣的錢包地址助記詞告訴關押在柬埔寨移民局拘留所的陸萬龍；

　　鄭敬帶領技術團隊負責APP和網站的開發和運維，2018年底將工作交接給王仁虎團隊后離開Plus Token；

　　王仁虎接替鄭敬負責Plus Token平臺運維和升級；賀思思負責Plus Token的客服工作，回復會員的咨詢、幫助會員修改密碼、匯總會員提出的平臺故障等問題，非法獲利人民幣13.8萬元；

　　劉佳是撥幣組副組長，工作為審核提幣申請。2019年3、4月份之后多次使用庫神向平臺系統錢包地址轉幣；

　　劉帥先在客服組工作，后來到撥幣組工作，負責管理并使用庫神向系統錢包地址轉幣，匯總所在班次使用數字貨幣情況以及審核會員的提幣申請；彭波、伍見紅是撥幣組員工，2018年11月份到Plus Token，分別非法獲利人民幣8萬余元。”

　　而對于贓款流向，本報記者梳理了解到，截至案發，陳波除以數字貨幣支付推廣費用、工作人員費用外，另外變現1.45億元，已查明其中1.27億元贓款部分流向為，轉給被告人袁園父母總計1047萬元；購買三輛汽車共250萬元，給弟弟陳謙買72萬元瑪莎拉蒂一輛和105萬元路虎攬勝一輛，73萬元給丁贊清買豐田陸地巡洋艦一輛；1902萬元用于購買房產11套。

　　針對上述的犯罪事實，根據鹽城市經開區人民法院在今年9月做出的一審判決中，被告人陳波、丁贊清、彭一軒等14名被告人犯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被告人陳滔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判處二年至十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而其后這些被告人分別以量刑過重進行上訴，而此次的終審判決中，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原審判決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公安跨國追捕新型詐騙案犯

　　值得關注的是，這一被業界視為幣圈第一傳銷詐騙案的Plus Token項目，在刑事裁定書書中，同樣揭開了國家公安為了打擊此類新型傳銷詐騙案，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案發后，2019年7月5日，被告人陳波、丁贊清、彭一軒、袁園、王仁虎由瓦努阿圖遣返后被抓獲歸案；

　　同年6月28日，被告人谷智江在湖南被抓獲歸案；

　　6月29日，被告人彭波在香港西九龍口岸被抓獲；

　　7月5日，被告人劉佳回國投案；

　　7月31日，被告人陸萬龍由柬埔寨遣返后被抓獲歸案；

　　8月13日，被告人鄭敬在長沙被抓獲歸案；

　　8月15日，被告人劉帥、陳滔分別經電話通知后到案；

　　8月23日，被告人陸姣龍、賀思思、伍見紅回國投案，上述各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實供述主要犯罪事實。

　　被告人陳波、丁贊清、彭一軒、谷智江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目前已查證屬實。”刑事裁定書如是表述。

　　11月29日，上海資深加密數字貨幣市場分析師王恒對《華夏時報》記者分析指出，如Plus Token項目一般，2018年是一個分水嶺，在2018年之前，由于金融監管對于ICO沒有明確規定，因此很多幣圈發行項目都是在國內舉行，但是隨著2017年9月20日央行將ICO定性為非法活動之后，后來新出現的項目全都“跑到”境外去了，尤其像柬埔寨、迪拜、印尼、越南、日韓等等東亞、東南亞、中東等國家，核心人員及服務器等在境外，但是宣傳推廣團隊都在國內。

　　“對于加密數字資產而言，即使在目前，我們做研究的也很難區分市場上數千種數字資產的投資價值，因此對于像這些山寨的項目也基本不對其進行研究，只將其歸為高風險幣種。”王恒受訪時也坦言。

　　而對于兩百多萬會員的會員詐騙損失，高永峰則從另外一個角度向《華夏時報》記者指出，刑事案件審理過程中會存在沒收、追繳和責令退賠三種贓物處理情形。沒收的應當是一律上繳國庫，對于追繳或責令退賠的款物，依法不應當退回、退賠，或者是因為客觀原因不能退回、退賠的，也應當上繳國庫。

　　“對于上繳國庫的財物，如果是錢款的話，直接上繳國庫；如果是物品，就要由相關的部門通過拍賣等方式，變現以后把變價款上繳國庫。數字貨幣雖然有價值，但是畢竟不是法律意義上的錢款，不能直接上繳國庫，存在拍賣變現的必要。對于應當退回、退賠的賬務，應當退還給受害人。

　　對于新型數字貨幣要疏堵結合，犯罪分子就是盯住了受害人求變求新求富及貪圖小利的弱點，在政策尚不明朗、坊間各種說法雜陳的情況下，借金融創新之名謀不義之財，對此，政策引導及法律規范的跟進都不可少。”11月30日，高永峰受訪時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