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對最近幾屆三中全會公報全文里的高頻詞進行了統計，今年的20屆三中全會中，高頻詞“開放”、“改革”和“安全”出現的次數在歷屆中居于前列，其中“開放”與“改革”的次數僅次于第18屆三中全會，而“安全”的次數更是居歷屆之首。

　　我有一個壞習慣，當每次國家有大政方針時，總忍不住拿著這些對比我們所在的直銷行業，這次也不例外。對比之后，忍不住認為：開放、改革與安全，這不正是直銷行業當前所需要的嗎？

　　先說開放。

　　我歷來認為直銷是個半封閉的行業，也曾專門寫過文章闡述自己的觀點，認為直銷的未來在于開放。

　　為了闡述直銷行業不開放的現實以及需要開放的必要性，我試舉幾個例子。

　　第一，是直銷企業的數量。2024年5月底，我國實有民營經濟主體總量18045萬戶，其中民營企業5517.7萬戶，這么多的企業，直銷企業多少？在冊登記的僅88家！這一數據自2019年以來，5年的時間只有減少沒有增加。就這一沒有企業進入的現實來說，很難說直銷行業是開放的。

　　第二，直銷進入中國34年，大家認為融入到大眾社會了嗎？可能很多人并不認為。實際上，直銷如果不能融入大眾社會被老百姓所普遍接受，根本做不大。但是直銷行業要融入大眾社會，就應該秉承著開放的態度。

　　開放意味包容、尊重與多元，但是直銷行業缺少這種開放心態。比如在一些直銷人對待外資直銷企業的態度上，不是包容外資直銷企業，根本上就是敵視，這當然是因為一些內資企業的教育出了問題，把狹隘的愛國主義也偽裝成企業的競爭力。

　　但是如果中國直銷抽掉外資直銷企業的市場份額，內資直企還能占比多少？能有如今總業績的一半嗎？可能未必。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在中國直銷規范經營上，說外資直銷企業起到了非常關鍵的示范性作用應該也并不為過。但這些都不會成為一些直銷人不抵制外資直銷企業的原因。

　　對于整個中國社會的外資企業，前段時間看到了組數據：外企以不到全國企業數量的2%，貢獻著超過全國1/4的工業利潤、接近1/6的稅收、超過1/3的進出口、1/5的研發投入和一半以上的技術進出口，以及城鎮就業的接近1/10。這就是開放帶給中國的實實在在的好處。

　　從這種角度來說，中國直銷行業要開放，就應該讓更多不同類型的市場主體參與進來，除了要讓更多國內企業進入直銷以外，不妨也引進更多外國直銷企業進入中國，國內國外直銷企業同臺競技，才會真正誕生世界級的民族直銷企業。

　　再說改革。

　　直銷行業的改革，真是一言難盡。

　　事實上，從無店鋪經營到店鋪+雇傭直銷人，這是第一次大的改革，第二次是兩部條例頒布實施。此后長達二十年的時間，真正意義上的改革并不多，算是小修小補。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更像是一場被迫的轉變，而非改革。

　　中國直銷需要改革。直銷進入中國三十多年，其社會形象至今仍被誤解、被異化，這本身就說明行業需要改革。這場改革不是企業內部的獎金模式的調調整整、創新創新，而是要充分考慮到直銷行業的持久發展問題，保護消費者、直銷人和直銷企業的合法權益問題，從宏觀上去排兵布陣。但這個問題的責任可能未必在于企業，畢竟中國直銷一直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管理協會。

　　改革毫無疑問是一條漫長的路，但好在兩部條例修訂在即，曙光已現。

　　最后說說安全。

　　如果回過頭來看，“權健事件”算不算是提前引爆了直銷行業的一顆“雷”呢？就像恒大之于地產。

　　要知道，從2005年兩部條例實施一直到2019年之前，直銷行業的高歌猛進就如中國地產。在這種狂熱當中，如果連續數家企業相繼暴雷，會不會帶來直銷行業系統性的風險？事實證明，一個權健事件，加上百日行動的整頓，直銷行業就遭受巨大的挫折，這本身是不是就說明了行業在那個階段的脆弱性？

　　對于這段歷史，有些有識之士以行業發展周期的眼光來解讀，我認為也很有道理。從2005到2019的大繁榮，直銷吸引了太多良莠不齊的人，促進了直銷行業的虛假繁榮的泡沫。也正是這種原因，行業安全前所未有的凸顯，最終因為企業的暴雷而引起行業進入新的發展周期。

　　所以，與其說2019年是權健暴雷，不如說是這顆雷讓直銷行業驚醒，意識到安全的重要性。但事實上，這顆雷只是對已經驚醒的企業和團隊有用。一些直銷企業或是團隊仍然不注重安全問題，或自以為很安全，一出事，幾年的辛勤毀于一旦。

　　安全問題是很多直銷企業和直銷團隊面臨的大問題。在百年未有大變局前，國家對安全問題都如此重視。面對修例前夕，直銷企業和團隊又怎么能夠掉以輕心？

　　最后，還是那句老話，直銷的未來在于開放，要開放就必須改革，在改革和開放的過程當中，要注重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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