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李某等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為例

　　文/劉秀明

　　江蘇省鎮江市潤州區人民檢察院

　　文/許淑萍

　　江蘇省鎮江市潤州區人民檢察院

　　近年來，網絡傳銷案件呈現高發態勢，利用偽數字貨幣、借助區塊鏈概念實施網絡傳銷犯罪屢見不鮮。傳銷案件的表現形式在網絡虛擬環境下，也更趨向于隱蔽化、靈活化，手段先進，作案對象也不再局限于傳統傳銷犯罪泛熟人化的范圍，導致司法實踐中防范難、取證難、認定難等問題。本文以李某等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為例，從案件定性、組織領導者的認定、提供網絡技術支持人員行為的認定等方面，進行實證分析。

　　基本案情

　　自2020年5月起，被告人李某明知網絡傳銷違法，在楊某、劉某甲、潘某某等人協助下設計“GEMINI雙子新約”網絡傳銷平臺。并先后聘請深圳技術團隊張某所在的新鏈云計算（深圳）有限公司開發“GEMINI雙子新約”1.0版本，武漢技術團隊汪某、劉某乙等人開發“GEMINI雙子新約”2.0版本，后又讓青島團隊等人負責2.0平臺維護。該平臺APP于2020年8月15日正式上線。

　　該平臺無任何實際經營活動，借以區塊鏈為會員提供虛擬數字貨幣增值挖礦為名進行虛假宣傳，要求參加者購買100個母幣（CGC）獲得會員準入門檻。同時會員依靠“拉人頭”產生動態收益。

　　經鑒定，該平臺共有用戶記錄84168個，成功充幣金額折合人民幣1409429067.30元。宣判后，李某、劉某乙等2 名被告人提出上訴，后劉某2撤回上訴，經二審法院審理，裁定駁回李某上訴，維持原判。

　　一、如何準確把握傳銷犯罪的行為本質特征，依法區分集資詐騙與網絡傳銷？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集資詐騙罪盡管在主觀方面都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但兩罪存在不同：

　　（一）參與人的主觀明知程度不同。在集資詐騙罪中，由于行為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使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而自愿交付財物，被害人主觀上并未意識到行為人實施的是犯罪行為。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參與人對傳銷組織的模式是明知的，為了追求高額返利，以身試險使自己投入到傳銷組織中，待其成功加入后又用同樣欺騙性手段發展他人參加，滿足自己的利益需求，參與人本身存在過錯。

　　由此，集資詐騙罪的社會危害性要高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刑法對集資詐騙的定罪處罰要重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本案中，根據多名參與人的證言顯示：參與人對“以發展人員數量作為主要返利依據”系明知，升級或推薦新人入會等作出的交易決定是受“拉人頭”產生動態收益的誘惑，并且有多名參與人證實，上線在發展下線參加時，層層加碼，提高下線想要獲取收益所要投入的資金數量，鼓勵下線投入更多，從而進一步提升上線自身收益。而非因李某等人虛構的雙子新約應用場景5G、人工AI等陷入錯誤認識而自愿交付財物。因此不符合集資詐騙罪的特點。

　　（二）行為模式不同。集資詐騙罪通常采用一對多的模式，即一個集資人或集資組織通過欺騙的方式向社會多個不特定對象吸收錢財，這些不特定對象往往都是平等的被騙者身份，他們之間往往沒有過多的接觸和交流，也不要求具備一定的資格；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需要采取嚴密的組織模式，多為一對二、二對四或一對三、三對五等的金字塔模式，資金流動也是以層級方式進行，并設置準入門檻。本案中，李某等人借以區塊鏈為會員提供虛擬數字貨幣增值挖礦為名進行虛假宣傳，要求參與人使用泰達幣（USDT）購買100個母幣獲得會員準入門檻產生靜態收益，并繼續購買10個母幣開通“超弦體系”，生成自己獨有的“3S碼”后，方可發展下線獲取動態收益。參與人獲取的動態收益主要依據代際關系、“九九復制滿點自動滑落”形成的兩種形式的層級關系。

　　（三）計酬依據不同。集資詐騙中，參與人的返利、分紅依據往往是其本身投資額和投資項目本身的保本付息承諾（即使有，也不作為計酬的主要依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則主要是根據成員拉人頭數量作為計酬依據，或被發展成員的入門費作為計酬依據。本案中，根據審查認定的事實可以看出，參與人享有靜態收益和動態收益，靜態收益相對很少，動態收益依靠參與人“拉人頭”產生，發展人員越多，獲取的動態收益越多，雙子新約項目也以此鼓勵參與人不斷發展下線人員參加，來獲取更多產能收益。

　　二、如何準確認定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的組織者、領導者？

　　關于傳銷活動中的組織者、領導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已明確了5類認定標準，前4類認定在實踐中較容易判斷，針對第五類“其它對傳銷活動的實施、傳銷組織的建立、擴大其關鍵作用的人員”，是辦理案件尤其是網絡傳銷案件中較難區分的一類。

　　例如在傳銷組織中積極發展人員，但是不承擔管理協調作用或者在傳銷組織中因為入會較早，發展人員數量不多，但是下線發展人員數量較多。這類人員能否認定為對傳銷活動的實施、傳銷組織的建立、擴大其關鍵作用？實踐中多表現為一些項目的小團隊長，或者加入較早但是并未參與其他傳銷活動工作等，因此在實際辦案中不能簡單依據發展人員30人以上、層級3層以上這個標準，更應當從承擔職責、地位、以及在傳銷組織中實際是否發揮了發起、策劃、操作、管理、協調、培訓等職責方面進行綜合考慮。

　　三、如何認定為傳銷組織提供網絡技術支持的行為，是否構成傳銷犯罪行為的共犯？

　　技術團隊為傳銷組織開發、維護網絡傳銷平臺的行為，是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還是成立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共犯，是辦案中經常遇到的問題。本案中的相關技術團隊對于雙子新約平臺設有明顯的層級關系、獎勵模式等傳銷模式是明知的，其行為均已涉嫌犯罪。

　　《刑法》第287 條之二規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本案中，青島技術團隊僅在武漢技術團隊開發平臺基礎上，進行日常維護，提供的技術支持屬于輔助性技術支持，構成幫信罪；而本案中深圳團隊、武漢團隊不僅為李某等人搭建網絡平臺、設置獎勵制度和層級關系，還積極參與平臺上線后的運營、維護，屬于對傳銷組織的建立和擴大提供核心技術支持，在傳銷活動中起關鍵作用，應認定網絡技術提供者構成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共犯。

　　利用偽數字貨幣實施網絡傳銷案件的作案對象不再局限于傳統傳銷犯罪泛熟人化的范圍，在給電子證據調查搜集帶來挑戰的同時，也對相關涉案人員的定罪量刑帶來影響。司法實踐中要結合具體案件、具體作用進行深入分析，準確認定不同行為人在傳銷組織中的作用，寬嚴相濟，精準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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