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小長假第二天，也是重陽節，一些商場、超市以敬老為由，大搞保健品促銷活動。而一些保健品推銷員，也盯緊了“老年人”的口袋，把普通的保健品吹成包治百病的神藥。這不，南京一位大媽，這些年來購買了數十萬元的保健品，昨日兒女回家陪她過節，當她接到推銷員電話后，要出門購買保健品，遭到了女兒阻攔后，沒想到這位大媽竟報警求助。(10月3日《現代快報》)

　　這樣的一幕并不鮮見，相信很多老人都有類似的經歷，并因之成為公眾的心頭之痛。一位朋友的父親已經年過七十，平時節衣縮食十分節儉，但在購買保健品和器械上卻不遺余力，不但自己主動購買還去動員其他人。當有人說：“這東西根本不管用，你身體這么好，用不著吃這些東西。”可他卻說：“你看我身體這么好，就是吃保健食品的功勞。”像這種對保健食品深信不疑者還有很多，保健食品已經成為詐騙老人錢財的一個道具。比如前不久，上海一個詐騙團伙專門針對中老年人，以開展健康講座為幌子，通過多次向“聽課”的中老年人贈送“禮品”取得信任后，便開始推銷價格昂貴的保健品，涉案金額達20余萬元。

　　其實詐騙團伙的手段并不高明，他們先是以講座的形式給老人洗腦，然后再免費贈送獲得信任，最后便是高價銷售保健食品。在保健食品的監管上，涉及食品藥品監管、工商、發改、衛生和公安等各個部門，“九龍治水”之下就會導致責任的真空。比如保健食品的廣告由工商部門監管，質量則由食品藥品監管，詐騙行為則由公安部門監管，保健食品的價格則由物價部門來監管，而衛生部門則對非法行醫具有監管責任。很顯然，從虛假宣傳到高價銷售，這其間有很多環節，也因隱蔽性太強給執法帶來了難度，比如保健食品的價格由市場確定，高與低也往往是商家的一句話，而宣傳除了文字和音頻之外，對于以健康或養生講座，或者以體驗館等形式傳，在執法上確實存在很大的難度。

　　至于是否涉及詐騙，也成了公安部門一件頭疼的事，不但取證難而且定性也存在模糊性，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情況下，執法部門更傾向于把責任推給別人，或者找各種客觀原因替自己開脫，從而導致保健食品成忽悠道具的現象愈演愈烈，也成為當前投訴最多的問題之一。不得不說，雖然花數十萬元購買保健品屬極端案例，卻是普遍現象的注腳。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保健食品時下的亂象有著本質上的原因，整個行業存在重審批輕監管、生產流通環節準入門檻過低、從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及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等諸多因素。可以說，保健食品無論是行業發展上，還是管理體系或者法律規定上，都處于粗放型的階段，給違法犯罪行為提供了空間。保健食品居于藥品和食品之間，屬于一個很特殊的品種，也正因如此才有人建議應當取消保健食品。而如何實現源頭治理，應將立法作為第一步，盡快出臺《保健食品監督管理條例》，再輔以膳食補充劑等一系列相關法規文件，同時加大聯合執法和監督的力度，減少責任真空堵住漏洞，才能給公眾權利以兜底保護。

　　保健食品成詐騙道具是一個社會治理的問題，檢驗著公共責任的成色。雖然消費者自我防范和保護能力很重要，也離不開群防群治的體系作用，然而公共責任如何扮演主體角色，并發揮引導者的角色才是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