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公開數據顯示，中國2012年第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連續第六個季度下滑，跌至7.6%，考慮到社會穩定以及不無存在的虛報數據因素，官方公布的數字應該相當保守了，實際情形可能更為嚴重。受此影響，中國股市也在9月下旬跌破3年半以來的最低心理點位2000點關口，由此成為全球股市中除塞浦路斯外表現最差的市場。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在經過三十余年的高歌猛進式的增長后，首次呈現出持續疲軟態勢，引發國際經濟界和輿論界關于中國經濟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硬著陸”的擔憂。美國goodseek網站甚至在一篇評論中寫道，雖然中國經濟整體上確實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但其“奇跡”跟前蘇聯在上個世紀20年代末的大發展差不多，時過境遷才發現只不過是個“大騙局”。

盡管上述結論不無武斷嫌疑，卻真實反映了對中國經濟前景最為悲觀的預計。諸多跡象已經或者正在顯示出中國市場經濟自身的內在矛盾性和脆弱性以及外界對其未來的不信任情緒。中國股市的低迷表現正是經濟發展現狀的生動寫照。在全球經濟普遍困難的背景下，攸關中國經濟增長的消費、投資、出口等三個方面，都出現了明顯的收縮趨勢。

從消費層面說，高儲蓄率、低消費欲望、消費結構嚴重畸形、多數人消費能力不足是面臨的主要問題，雖然政府采取了降息、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等試圖刺激消費的一系列措施，但對經濟不景氣的擔憂和對收入增長的保守預期還是對民眾的消費趨勢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導致內需持續不振。

從投資層面說，從2011年底以來，外國對華直接投資連續10個月下跌，工業產出增長速度落至3年來的最低點，除此之外，受勞動力價格上漲以及經濟降速影響，不少外資從中國抽離，轉移到勞動力更便宜的國家和地區，而從國內來看，由于商業環境的惡化、投資的不確定性和政策的搖擺浮動，對自己的財產和人身的未來安全普遍產生擔憂，因此新富階層紛紛尋求移民海外，從而推動形成了2010年以來的第三波移民潮，據《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發布的報告稱，中國大陸超過16%的富人已經移民海外，或是正在辦理手續，44%的人準備離開，與此相應的是國內投資的大幅減少，投資中唯一的亮點是政府投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對中國經濟造成沖擊后，中國政府出臺了高達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但也存在投資效率低下、國私企業間分配不公以及權力尋租等諸多問題，導致產能過剩、對市場經濟公平秩序的破壞和腐敗引發的國有資產流失等惡劣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由此帶來的投資收益，尤其是政府投資集中于房地產業等非生產低效產業，本質上是一種泡沫，增加了經濟風險。

從出口層面說，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全球市場動蕩不安，中國漸失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的優勢，出口訂單和國際貿易均大幅減少。在上述經濟增長的幾個指標上，中國都失去了動力、需求或者活力，引起經濟總體放緩。雖然中國政府竭盡全力實施“保增長”政策策略，不過在短期內能否扭轉局面，再現以往高增長的勢頭，前途確實堪憂。

在投資、消費、出口全面下行的情形下，中國必須深刻反思真正的問題和原因，進行正確的診斷，并據此實施有效的改革，消除影響經濟發展的體制性、機制性障礙，否則現狀就難以改變，不僅“保增長”的目標很難實現，而且即使實現經濟增長，也只不過是短期行為，終將為更深刻的經濟和社會危機買單。

回顧改革歷史，中國走過了三個主要階段：一是“適應式”改革階段；二是主動因應挑戰，重點加速經濟體制改革階段；三是“摸石頭”上癮，改革陷入瓶頸難以自拔階段。

其中，第一個階段，在“摸著石頭過河”和“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兩大思路下，從農村到城市，邊試邊闖，集中進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核心的農村經濟改革和以“經濟特區”為主要切入點的城市經濟改革。在這一階段，國家體制和機制隨著形勢的需要進行審慎的有限的變革，致使20世紀80年代末期，各種矛盾積聚到臨界點上，卻無主動和有效的應對措施，因此矛盾得到了惡性發展，造成激烈的社會沖突，并在此后約兩年時間里使改革陷入沉寂期。

第二階段，經過短暫的社會共識凝聚，執政者在對改革的政治后果進行反思的同時，面對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和問題，重新認識到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以“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為標志，再次啟動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核心的經濟改革，這中間又以強化政府經濟宏觀調控手段、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為重點，但有意疏于政治和社會體制改革，以實現改革發展與社會穩定相協調的目標。

第三階段，受益于江澤民時代經濟體制改革成果顯現效應以及中國加入“WTO”、深度融入全球經濟后外國投資和出口劇增，中國經濟持續實現高速增長，這時候，一方面客觀上各方面矛盾累積到必須進行相應的社會改革的階段，一方面主觀上在經濟體制改革初顯成效后也積聚了相應的實力，可以騰出時間將經濟目標擴展到實現更廣泛的社會目標了，于是“科學發展觀”應運而生，致力于解決由于經濟體制改革而生成的復雜社會矛盾和問題，但可惜的是，無論是經濟改革、社會改革、文化改革，最后都受阻于政治體制這個核心障礙而無所延伸和拓展。

縱觀二戰后的“后發”國家和地區，多數國家和地區在發展的進程中都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長期徘徊不前，其中以拉美和東亞最為典型。在東亞，只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邁進發達國家和地區行列。

以中等規模的“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韓國的發展歷程為例，我們可以一窺堂奧。韓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1987年超過3000美元，僅用了8年，到1995年達到了11469美元。戰后李承晚政權建立后直到20世紀70年代，通過土地改革、處理沒收財產以及接受外援等措施，緩解了韓國的糧食和物資困難的境況，但是資金和原材料以及技術不足、過多地進口糧食等造成了農業和本土產業的崩潰，大量在社會上占據主導地位的中小企業由于被排除在財政、金融援助之外，過于依賴高息民間貸款，陷入經營困境。此后，李承晚政權制定了包括培育中小企業政策在內的產業開發三年計劃；張勉政權繼而發展為建立自主、自立經濟和反壟斷的“制訂經濟發展五年計劃綱要”和“五一六”軍事政府的計劃方案；軍政府成立后，又公布了第一個經濟發展五年計劃，動員國內資金發展以重工業和化學工業以及基礎產業為中心的進口替代工業，利用外資發展以第一產業和輕工業為中心的出口導向工業，建立兩者結合的自立經濟體制，由此實現韓國經濟的高速增長（GDP年平均8.9%），出口急速增加（年平均41%），人均GNP快速增加（21倍，從80美元增至1640美元）。但韓國經濟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高速增長是以自上而下方式的動員和國民的犧牲（低工資）為前提，通過國家控制內外資金的籌措和分配、向財閥提供優惠條件實現的，因此導致了壟斷強化、過剩、重復投資、外債增加、貿易赤字激增和近一半企業陷入虧損等不良狀況，同時，政治與經濟相勾結導致腐敗叢生，生產效率也隨之降低，其經濟發展具有很強的脆弱性。

在此進程中，韓國之所以能夠超越自身困境，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是因為在樸正熙執政時期制定了“維新憲法”，為逐步結束軍事獨裁體制創造了有利條件。韓國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民主化，是其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最根本和關鍵因素。

中國經濟發展和韓國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經歷。無論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初期，鼓勵地方進行改革實驗和摸索，還是發展到后來有意識地加強政府宏觀調控經濟的能力，都是采取自上而下動員的方式，政府對經濟的計劃都占主導地位，在資源的調配中主要面向國有經濟，使其逐漸擺脫困局，廣大民營經濟也以頑強的成長精神依賴民間高利貸獲得長足發展。長期以來，中國實行出口導向戰略，高度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對外國資本和市場的依賴度越來越強，以低工資吸引外國高污染、高能源消耗的重工業、化學工業等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產業的轉移，拓展外國市場，擴大出口貿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在對外貿易和引進外資兩方面從數量以及質量上都獲得積極正面結果，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民族產業在世界上的競爭力和市場份額得到很大提升，外國高附加值產業也在逐步落戶中國，經濟全球化給中國帶來巨大的利好，使中國經濟延續高速增長的局面，但另一方面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并未根本改變，由此帶來的環境和資源破壞遺禍萬代。

在國民消費欲望低迷的背景下，中國為了維持經濟和財政高速增長，重點培育房地產、教育、醫療等與國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市場，推高房地產、教育和醫療等價格，等于是變相盤剝國民收入。事實上，除了國有企業改制直接導致大批工人下崗承受改革“陣痛”等“肉眼”可見的現象之外，政府長期實行的低工資政策以及在房地產、教育、醫療等行業實行的高價策略，都使得國民在改革和發展中扮演了犧牲者的角色。就連近些年來強調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其根本目的一方面當然是維護社會穩定，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解除國民的后顧之憂，令其放心消費。正是由于上述出發點，因此迄今在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方面仍然存在不少弊端和隱患。

歸根結底，中國經濟最主要的問題是，出于對市場經濟自身發展以及社會發展失控的恐懼，中國試圖走一條實行政府主導型混合式社會市場經濟主義模式的道路，這一模式的核心是要同時保持集權主義體制和市場經濟手段，并在兩者之間小心翼翼地尋求平衡，當經濟和社會出現風險傾向時，集權主義就會抬頭，并在政府決策中占據主導地位，進而引發經濟和社會緊張；當經濟和社會風險降低時，市場取向就會和集權主義體制保持某種和諧局面。在社會市場經濟主義模式條件下，集權主義體制的根本保證是國家掌控經濟、行政手段以及與其相匹配的資源，并在經濟運行中進行領導、組織和監督。

除了這一體制下將必然導致市場經濟初級階段國民利益受到盤剝，擴大兩極分化和貧富分化以外，它還會引發以下結果：如果缺少必要的制約機制，權力尋租就會成為常態現象，政府腐敗將無所不在，政府官員以及其親近收獲大量利益，腐蝕政權肌體，動搖其合法性基礎；對經濟發展形成束縛，特別是為民營經濟發展制造人為障礙，造成經濟不平等，不利于培育公平高效的市場經濟秩序和環境，“國進民退”現象可為例子；政府投資效率低下，引起過度、重復投資、產能過剩和國有經濟生產率水平降低，不利于生產力的提高；私有財產權將無法有效確立，受制于政策搖擺因素。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由于外國投資和出口減少，經濟增長更依賴內需和國內投資，這一體制衍生的諸多弊病，將深刻影響國民信心特別是富人階層的信心，導致內需不振和國內資本外逃。在各種因素綜合作用下，如無有效應對之策，將有可能使經濟全面崩潰，造成災難性后果。

現在，中國正處在改革的十字路口，能否突破既有格局，更進一步開辟新天地，推動中華民族復興，取決于執政者能否順應歷史大勢和國民需求，最大程度地解放思想，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在借鑒外國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充分展現政治勇氣、智慧和決心，攻堅克難，在改革的關鍵領域邁出實質性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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