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中國歷史上共有過四次崛起：第一次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及其隨后幾百年漢代的興盛；第二次是唐朝的興盛，它塑造了中國歷史真正的全盛時期；第三次是明朝的興盛，直至到清朝時期；第四次是現代中國的崛起，其最重要的標志是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至今，人均收入和人均GDP長期以1%以上的速度持續增長。

    發展經常學基于國家生命周期，將國家發展劃分為五個不同階段：第一是經濟發展的準備期；第二是經濟發展的起飛期；第三是經濟發展的強盛期；第四是經濟發展的相對緩慢期；第五是國家由于創新能力衰竭進入國力衰退期。根據這一框架，公元元年至公元1800年中國既是世界人口大國，又是世界經濟最強大的國家；1800年至1949年，中國經濟迅速衰敗成為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1950年至今，中國再次邁入現代經濟增長期，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工業化和現代化，在世界經濟與貿易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標志著中國極有可能再次崛起成為世界最強盛的國家之一。這一崛起之路大致可劃分為：1950年至1980年是中國經濟發展準備期；1980年至2020年是中國經濟迅速發展期，即經濟起飛期；2020年至2050年，中國將進入經濟發展的強盛期，基本實現現代化。

    世界經濟的發展史是現代化的后來者追趕先行者的過程。縱觀經濟發展史，至少可以發現四次后進國追趕現代化先行國的成功典范：第一次是美國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經濟開始起飛，花了43年的時間趕上英國；第二次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開始崛起，人均GDP花了40年的時間趕上美國，被視為“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趕國家”；第三次是亞洲“四小龍”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花了30年的時間趕上西歐國家；第四次是中國。自1980年進入經濟起飛階段，加速追趕美國、日本、西歐等發達國家和亞洲“四小龍”，逐步縮小與這些國家的差距。

    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產生了五方面的正面效應：一是速度效應。一個國家發展水平越低，就越容易得益于后發優勢，經濟增長率要明顯地高于發達國家；二是結構效應。一定時期內后進國經濟結構指標變動率要明顯高于發達國家；三是開放效應。中國經濟要實現快速增長，必須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運用全球資源，許多指標都表明中國參與全球經濟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在不斷提高。四是制度效應。中國市場化程度顯著提高，經濟運行基本上以市場機制調節為基礎；五是技術追趕效應。1978年以前，中國技術來源主要是國內技術，現在則有R&D、引進先進技術、外商直接投資三大技術來源。

    但是，中國的崛起應是“全面的崛起”。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綜合國力要上一個臺階”，因此，我們需要對“綜合國力”先做一些基本的討論和分析。“綜合國力”可簡單地定義為一個國家通過有目的之行動追求其戰略目標的綜合能力。戰略資源（Strategic    Resources）、戰略能力（Strategic    Abilities）、戰略目標（Strategic    Outcomes）是“綜合國力”的核心構成因素，其中戰略資源是物質基礎，是一個國家實現本國戰略目標可利用的現實和潛在的關鍵性資源，它反映了一個國家在全球范圍內利用各種資源的能力。一般來說，我們可選擇八大類戰略資源來衡量“綜合國力”，分別為經濟資源、人力資本、自然資源、資本資源、知識技術資源、政府資源、軍事資源和國際資源，中國經濟的崛起需要以直銷這種勞動密集型服務產業的開放。